平民当上宰相，是怎样实现的？_科举_杜衍_寒门

庆历七年（1047年）春天，心灰意冷的北宋名相杜衍向朝廷递交了辞职致仕的申请。按照北宋朝廷的惯例，宰相退休时，皇帝通常会发布诏令以示挽留。然而，当时的宰相贾昌朝与杜衍关系不睦，杜衍的辞呈递交后，他竟连看都未看一眼，草草地盖了个章。尽管从程序上看杜衍的退休颇为冷淡，但对这位历经风雨的老相来说，这种待遇远不是他人生的最大波折。真正的挑战，源于科举之路。

在科举考试之前，杜衍不过是个街头乞丐。虽然他出自唐代名相杜佑的后裔，家族本属名门望族，但他刚出生不久，父亲因病去世，母亲无奈再嫁他人。家庭的剧变，使杜衍从小便被族人冷眼相待。在生活艰难之际，他曾多次试图投靠生母和继父，却遭到更为冷漠的拒绝，最终无家可归，只得流浪街头，以乞讨为生。幸运的是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一位名叫“相里”的富有复姓人士发现了他非凡的气质，将他接入门下，视如己出。自此，杜衍潜能迸发，凭借过人的才华和毅力，在文学与官场中崭露头角，最终名垂史册。

杜衍的逆袭固然离不开个人努力，但也与当时历史背景息息相关。要理解这一点，必须认识到科举制度在隋唐时期尚处于萌芽阶段。隋唐时代，寒门学子想通过科举改变命运几乎难于登天。唐朝科举虽日益完善，但仍严禁商人、罪犯、外国人以及流浪乞丐等进入仕途。在朝廷眼中，这些人是社会底层的“市井无赖”，只图利益而不守道德，一旦入仕，可能会祸害朝政，使盛世王朝陷入危机。这种刻板印象，使得早期科举选拔极具局限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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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科举的初衷是为君主选拔贤能之士，一旦举子金榜题名，便可获得任官资格，成为朝廷储备人才。随后通过吏部诠选考试进一步选拔，方能正式任职官员。然而，唐朝另设有“流外官员”体系，即各州府衙门下的胥吏、掌固、典事等基层技术官员，虽无科举身份，却具备丰富实务经验。他们可参加吏部的诠选考试，与科举出身者直接竞争。因其经验优势，这些流外官员常在实际工作中更胜一筹。正如学者金滢坤所言，唐朝早期科举士子无论数量还是影响力均非官场主流。

随着唐朝国力与疆域的扩展，州县衙门制度日益完善，流外官员数量激增，人员过剩问题日趋严峻。史书记载，至唐高宗显庆年间，三省六部体制下的官员编制有限，而流外官员人数却不断膨胀。礼部尚书刘祥道曾上奏高宗称：“每年流外入仕人数达千四百余，实属过多；若不限制杂色人员，即形同滥竽充数。”这说明，唐朝在短短几十年内，因杂色官员与科举出身者待遇平等，导致官制严重失衡，不仅冲击了科举取士的公平原则，也使人才储备过剩，仕途竞争异常激烈。

为解决这一困境，武则天自神功元年（697年）起，开始有计划地疏通科举选士的障碍，并颁布敕令限制流外官员入仕及晋升范围。例如，天文者不得超过太史令，音乐者不得高过太乐鼓吹署令，医者不得过尚药奉御等。武则天意在让各色专业人士专注本职，避免随意涉足官场，保护科举学子施展才华的空间。

为震慑违规者，武则天还重拳出击，针对出身令史的张衡，虽在吏部诠选考试中夺魁并获推荐升至三品官（相当于宰相级别），她断然写下“流外出身，不许入三品”的严令，明确限制非科举出身者高升。随后，武则天进一步颁布法令，禁止勋官、门荫子弟及流外官担任清资要职，强化科举取士的独占地位。这一系列举措，有效遏制了贵族门阀对官场的过度干预，加速了隋唐门阀的衰败。

到了唐玄宗时期，门阀权势大减，官员不再敢自夸依靠门第富贵。部分门阀出身的宰相，如京兆韦氏的韦陟，虽骨子里依然自视甚高，却懂得以道义待人，礼贤下士，尊重寒门士子才华。他的行为被时人称道，反映出科举取士逐渐重视才德而非门第的趋势。更有姚崇临终告诫后代，门第传承不稳，唯有努力才学，方能使家族延续荣光，成为适应时代的“新士族”。

门阀权势的衰落，也引发普罗大众对科举仕途的热情。唐德宗时期起，科举功名与门第身份首次实现平等。各阶层为改变命运，积极参与科举，寒门子弟尤为踊跃。科举限制逐渐放宽，原本禁止参加考试的商人、乞丐、流浪汉等，皆获得应试资格。

不过，这一过程并非无波无澜。僧侣、道士等特殊群体尽管出身不高，却享有一定社会特权，其中不乏才学出众者。如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的吉中孚，曾为道士，后还俗应举，成为诗人兼官员。然而，佛道士出家还俗入仕，在朝中颇具争议。唐末时，曾出家为僧的张策应举遭御史台质疑投机，虽引用前辈如刘轲、蔡京的先例为证，仍被罢官。最终，张策在乱世中重新入仕，官至宰相。此事反映了传统与新兴观念间的冲突。

总体而言，尽管晚唐士大夫偶有固守旧观念，但科举制度始终朝着公平、公正、平民化方向演进。唐朝灭亡后，天下进入重武轻文的时代，科举成为“冷门”，许多寒门子弟选择从军以求出路。然而，科举依然是寒门望族的主要上升通道。

五代十国时期，统治者为稳定政权，普遍重视科举人才，实施免除徭役、改善考生待遇等政策，如后唐颁布免除举子徭役的诏令，南唐通过国子监食宿制度保障考生生活，促进科举发展。科举出身者获得更多经济与社会特权，积累财富，逐步打破旧士族的垄断，旧门阀逐渐衰落。

当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权后，建立北宋，采取“不杀士大夫”的政策，力图扭转武人割据局面，文官通过科举成为官场主流。宋朝“杯酒释兵权”后，中央与地方要职皆由科举文官担任，形成了“文官治国”的格局。

北宋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，实施锁院、誊录、弥封、别试等防作弊措施，严禁“公荐”现象（即朝臣私下推荐考生免试入仕），保障考试的公开、公平与公正。宋代文官中，寒门出身者占比显著提升。史学家阎步克统计，北宋官员中46.1%来自寒族，南宋非官员家族进士比例更高。宋仁宗朝13榜状元中，12人出身平民，其中不乏杜衍、李迪、范仲淹、欧阳修等名相。

科举的平民化改革使得

发布于：天津市